从遍布着鱼田、桃园、鱼塘，还有沟沟坎坎小路的荒芜土地，到如今一片高楼比邻，企业成群的现代基地，上地这十几年来的变化，几乎能用“沧海桑田”来形容。

　　王思红作为当年创建上地产业基地的元老级人物之一，忆往昔峥嵘岁月，意阑神飞，一次次地为当年而感动。

　　1990年，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已经成立两年，大批新技术企业已经成长壮大，许多高科技拳头产品要建立完善的产业环境形成规模。中关村和许多地区的发展一样，一种原因是产业初具雏形，另一方面是外部软硬环境存在着众多局限。

　　“由于试验区是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老城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可用做产业基础的环境根本就没有，而已经批准的海淀永丰中试基地由于位置较远，交通不便于工作，城市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坏因不能及时启动，试验区企业产业化的发展受到制约。在试验区成立的时候，中关村的企业都很小，很多是一些科技工作人员自己脱离原单位出来干的，一开始是以科技开发为主，逐渐有了成熟的产品，再发展就得考虑向产业化发展了，但是当时的中关村不具备这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条件。”王思红分析当时的发展境况如是说，“对于当时的中关村而言就是你如何创造一个适合公司发展的环境，让企业在你这里得以发展？政策环境是国家给的，但是公司发展的软硬环境，得由开发区自己来做。政府嘛，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得向公司可以提供发展的环境。”

　　这种现状很快得到了主管部门的关注。1990年，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李绪鄂受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委托，到位于北京西北海淀区上地村进行当地考验查证。

　　时至今日，王思红还记得考察的当天是北京6月底极热的一天，她陪着李绪鄂前往上地村实地考察，“当时的上地村是中国科学院科理高技术公司所在地。公司CEO、全国政协委员屠焰曾多次提出上地村适合高新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并向有关部门申请筹建上地科理工业园，他是最早提出建立上地基地的几个人之一。所以当时他也陪同前往，同时前往的还有海淀区常务副区长、试验区主任胡昭广和海淀区委副书记、试验区工委书记李荻生。”

　　上地当时乍一看并不起眼，但是这块地面离市区很近，大市政向北延一点就到了，有这个条件，的确是更适合建立一个产业基地，在上地的桃园边、鱼塘上、稻田和菜田里穿梭来回的考察成员结束考察后，一致认同这一个地区建产业基地靠谱。

　　不久后，宋健向北京市领导提出在上地村建立信息产业基地的建议，北京市领导也迅速作出回应。1991年10月，国家科委、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批准，在试验区北边的上地村划出1.8平方公里，作为试验区的产业基地。经宋建提议，以发展信息产业为主，兼顾其它，这个基地定名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

　　大势所趋，是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建立的原因，王思红如是总结这一历史时刻：“不是某某人说要做就一定要做的，而是整个试验区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们的产业发展有了这个需求，如果不创造一个产业环境，试验区企业就不能再往前发展，是一个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立了项目之后，上地基地开始了精心的规划。现在我们能看到的上地由南至北，从低到高的阶梯状建筑规划设计，南部以居住区为主，中部以内资产业区为主，北部以外商投资区为主的大致分布，就是在当年首都规划委员会的指导下，原北京市城乡规划委员会主任赵知敬总指挥协同有关规划部门按照“六图二书”模式所做的精致杰作。

　　上地基地的创建开创了很多历史性的第一次，上地基地首创了“六图二书”模式。“六图”即现状图、道路规划图、规划图，市政建设及管网综合规划图、绿化规划图，“二书”即工业详细规划说明书，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同样，在建立初期上地基地的建设是在国家基本不投资的情况下开始的，也算是一个“无前例”。当时上地基地的启动资产金额来源仅仅是试验区上交国家的税收后返还给试验区的5000万元。

　　在这个情况下，时任试验区主任胡昭广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即成立一个企业，以市场为导向，按新的运行机制，新的经营方式开发上地信息产业基地。

　　1992年1月，实创公司开始筹建，王思红被组织上派去担任总经理。王思红当时根本不清楚建立这样一个基地要多少资金，会有多少工作要做，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根本不知道水有多深”，当时一听说组织上派她去做这个事，还拨了5000万元，还觉得是一个挺大的数字。上任前，胡昭广和王思红说：“给实创公司的5000万元是借的，你们以后赚了钱是要还的。”王思红把这个“借”字听进了肚，就在一种：借了组织上的钱，得省着花，不能大手大脚，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好好地“负债经营”的思想意识中，一分钱掰成几瓣花地开始了创业过程。

　　创业的阶段很苦。没有食堂，王思红和实创公司的副总自己做饭，一个擀面条，一个炸酱，吃了好长时间的炸酱面。

　　带着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王思红带领着实创公司开始了搭班子、招商吸资等一系列基地创建的基础工作，并历史性地首次获得50年的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这也是北京市首次向海内外转让土地，也是北京市经济发展和土地使用的大举动。

　　1992年3月11日，北京市市长率市政府有关委、办、局20多人，到上地基地进行现场办公。这次会议做出的决定指出：上地基地是北京科技工业发展的方向，胆子要再大一点，步伐要再大一点。以一流的质量、一流的速度、一流的协作、一流的效益把上地基地搞上去，并且要创造条件，一年内实现“七通一平”。

　　在房地产领域，“七通一平”的概念就是指：给水、排水、通电、通路、通讯、通暖气、通天燃气或煤气、平整土地。到这一标准后，二级开发商可以进场后迅速开发建设。在房地产界，要让一个项目在一年内达到“七通一平”，其难度是相当之大的，因为其中要涉及供电、燃气、电信、热力、自来水等不同部门的协作配合，仅仅是与各个不同部门沟通，就已经是一件极为挠头的事情了。可是在一年里，上地实现了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这一年的3月26日，实创与8家企业签约，收到4000万元的资金，并投入上地基地滚动开发。同年6月23日，完成与17家企业的使用权转让合同，成功转让土地11.5万平方米，引入资金也全部投入基地的建设开发。

　　从1992年春天开始，上地基地昔日的宁静不再，变得热闹起来。改革开放给这片沃土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上地到处沸沸扬扬，工人们在钢筋水泥之间浑汗如雨，他们日夜兼程，每班12小时轮工，9天盖一层楼。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深圳人创造了“深圳速度”，那么1992年的上地人创造了“上地速度”。

　　1992年12月25日，上地中央信息大道和其它主要项目已经全部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30家进驻企业和楼房主体或拔地而起，或破土动工，整个上地基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上地信息产业基地的最重要职能就是孵化具有竞争力与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基地成立初入驻的，包括后来在国际国内市场上取得巨大成功的联想、方正、清华同方等企业，无疑，在它们的成长过程中，上地信息产业基地提供的软硬环境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1993年6月，王思红从实创公司调回试验区担任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主任兼海淀区副区长，回忆起当初的最近一段时间，她印象最深的是：公仆精神超前意识促“六化”。

　　1993年开始，试验区进入促进企业完成从“六自”向“六化”转换的二次创业阶段。所谓的“六自”，是非公有制企业创造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是非常有活力的，即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由组合、自筹资金、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六化”则是指企业在产业规模化为主导下的管理科学化、经营国际化、资本股份化、融资多元化和技术创新化。“六自”向“六化”的发展是企业二次创业的必然趋势，“六化”之间是紧密相关，互辅互促的。企业的发展是一个奇妙的过程，一方面内部会有发展变革的需要，另一方面外部的帮助促进对其产生的非消极作用，有时更甚。王思红认为，在1993～1994年间，试验区的非公有制企业开始从“六自”向“六化”转换的二次创业，试验区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她一条一条地分析当时试验区在这“六化”的过程中，做了哪些实事，创了哪些史无前例：“首先，上地产业基地的建立为企业产业规模化创造了良好的产业硬环境，中国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产品大部分在这里生存、成长；其次，试验区为企业各种项目积极争取国家、北京市各种计划的支持，从而也争取到了国家优惠政策的支持，包括贴息贷款上的支持。这个工作，为试验区企业从游击队转变成正规军，起到了一个相当重大的影响。同时，试验区年年都会评选出一批优秀产品，开大会进行表彰；然后还评选出利税大户，奖励这一些企业的领导人，给他们一种荣誉，表彰他们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再以后，为企业的产业化进一步提供技术监督和质量保证，试验区还建立了技术质量监督分局。此外，试验区还动用自己的财政周转金，为陷入困境的企业解决燃眉之急，进一步扶持这一些企业进行产业化。

　　“在促进资本股份化上，由于民营中小企业的产权不清晰，到了一定时候，就会制约创新的积极性。因此进行股份制改造，用《公司法》来规范企业行为，成为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当时北京市确定在试验区试行股份制改造的试点，给我们帮助非公有制企业的资本股份化改造起了很大的帮助。 试验区的 试验两个字给咱们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因为这个股份制改革是一个新事物啊，以前没做过的，有了这两个字就可以大胆地探索，做前人未做的事。所以，这个命名给了我们多种尝试的空间，为我们带领企业完成资本股份化的转换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现在中关村的创汇跟20年前相比，翻了300倍，其中就不能不提到经营国际化。在这个化里，试验区做了很多史无前例的事，第一个是把出口自营权争取过来了。过去我们企业搞出口产品不能自己做，得经过一个外贸公司。这影响企业的积极性，而且效率没办法保证，经常会出现国外市场有需要了，但是我们的企业还在手续，排队等时间。我们把这个权利要过来了，节约了时间，提高了效率；第二个是争取到了人员出国的审批权，尤其是把一次审批多次出国争取过来后，真的是帮了企业走国际化的大忙；第三个，我们把外商投资企业3000万美元以下的审批权也拿过来了。我们每年都带着企业去国外的展览会开拓市场，帮他们叫卖，打市场，这一切都为经营国际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管理科学化上，我们年年给企业搞培训班，工商、税务、企管、财政、统计培训，目的是为了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此外，每年进行严格的新技术企业资格复查，不合格的，一律清除出去。每年都要吐故纳新，这也是为了纯洁队伍，保持战斗力。为了提高企业的法制观念，成立了法制小组，组织了一个班子，为试验区企业加强法制观念进行培训。对于试验区的企业家跟外省发生经济纠纷出现误会的时候，我们也救人。试验区不是盲目地护犊子，我们会保护自己的企业家，也会告诫自己的企业，出去一定不能干违法乱纪的事，被误会了不怕，试验区会救你，但自己一定要行得正立得直。

　　“在融资多元化上，我们也有很超前的创新意识，比如当时除了银行贷款，我们还成立了中小企业担保会，就是现在担保公司的雏形。这在当时也是一个无前例的创意，因为当时都是中小企业，没有人可以给他们贷款，企业互保风险很大，所以他们需要担保。这个思路是现在看起来是对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也算是开创了一个思路，为后来的担保基金提供了很有益的实验。同时，试验区还探讨风险基金能不能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发展起来，最后把企业送到中小板块上上市。为此，我们专门到美国硅谷和纳斯达克资本市进行考察。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试验区就已经看到了这个事物的发展的可能性，可以说，这在当时是相当具有超前性的。

　　“在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化方面，我们成立了一个技术交易中心，为企业的技术交易提供市场。这也是一个超前的意识，而且我们鼓励企业创新，企业技术创新的收入，我们给他们免税。目的只有一个，就为了企业能够培养一个创新的意识，创新的习惯和创新的力量。

　　“可以说，六化中每个都有超前的意识，都是有意识地促进企业未来的发展。后来联想、方正、同方等企业的成功也说明了当时试验区的思路、政策和工作是对的，六化的二次创业是成功的。我们当时做了这么多无前例，为的是什么？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企业。当时看到企业老板发财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自己也跟着高兴啊！看到企业富了为国家创造价值了，这也是试验区的成绩啊！所以试验区为企业做服务，做公仆，就是在奉献。”

　　回忆起十几年前的往事，王思红最深的一个体会就是：“全心全意为企业服务就是成功的经验。”

　　在王思红看来，试验区其实就是一个服务于企业的管理机构：把服务寓于管理当中，执行大服务小政府这样一个特殊的管理是试验区的一个特征。其中很大的一部分职能就是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要做到这样的地步靠什么？除了机制外，还需要一种纯线年，王思红一行人到纽约考察风险投资，几乎是“不见纽约的天日”，天天在各大投资银行、风险投资公司间来回，直到要回国了，才想起来，好容易去一趟纽约，却连自由女神像长什么样儿都没有来得及去看。

　　王思红感慨万千：“那个时代，就没有自己，只有工作，想着组织上派我来了，我就得干好，头点地也得干好。真的很留恋那段岁月，虽然有不少的风雨，但也真的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正是因为曾经奋斗过，所以王思红对正在奋斗的中关村有着美好的希冀：“中关村现在有这么好的基础，这么好的优势，只要能不断创新，切实为企业做事，想企业所想，急企业所急，实实在在地多做实事，好好服务企业，中关村没理由不迈向更好的未来！”